乍暖还寒的热气，宛如执笔写信的人手心的汗

    苏文彬刚到龙坟县就打转回了海东的消息，引起了地质局领导重视。

    越是黑暗的角落越需要阳光，让龙坟山的勘测数据不再一片空白，地质局决定再次派一支多人的小组前往当地进行勘测。但是由于目前人手的紧张，除了苏文彬，其他同事都已经下到各地，龙坟山的任务便只能延后了。

    苏文彬心里起初感到轻松和庆幸，即使每日做着有些无聊的文书工作，也带着种劫后余生的意味。那件事他终究没敢开口汇报给领导。

    再探龙坟山的计划安排在明年春末夏初，还有小半年的时间。苏文彬毕竟已经去过一次，虽然遇到了困难，毕竟稍微熟悉一些当地情况。他平时办事稳妥负责，领导问他有没有意向带队，苏文彬想了很久，也无法做决定。

    五斗柜最下面的抽屉里，压着一封信。抽屉抽出来有些嘎吱响，以至于苏文彬每次去拿那封信出来看的时候，都觉得特别难为情。

    那种木头和轴承碾磨挤压的声音，他少年时有一次在远房亲戚家不慎听到过，吱呀吱呀伴随着不知道是什么的喘息和连不成句的说话声，分辨不出语义，等他听清了“快些、再快些”接着一阵咿咿呀呀的怪叫，终于羞红着脸顿悟。

    信是杨超写的。

    回到海东大约两周后，苏文彬就收到了这封信。不长，一页纸不到，端端正正地贴着邮票，样式是桂林山水。看得出来是认真写的，字不好看，但没有错字，或许还誊写了一遍。

    第一段写的是，他们去县城里拉了五十棵新苗，已经种上了。

    第二大段则是写，楼上的空房添置了一张书桌，有一条桌子腿不结实，用铁片加固，从外面看，一点也看不出来，也不摇晃了。

    最后一句话，是苏文彬看信的时候连手指也不敢碰上去的。

    “苏文彬同志，我很想念你。”

    一句明明白白的话，愣是被收信的人天马行空的解读，被诠释得比“再快些”还要语义不明。苏文彬将“想念”两个字的突兀归功于杨超不高的文化水平。他坚持认为，以杨超的遣词造句，他可能只是一时找不到其他可以替代的词了，或者他写信的机会不多，不知道怎么恰当地结尾。

    苏文彬想过提笔给他回信，可是杨超的这封信里没有问题，他不知道怎样起头才不显得刻意。事实上，光是在信纸的第一行写上“杨超”两个字，他的胃就紧张地缩起来了。

    他把那张只写了两个字的信纸放回书桌的抽屉里，就当做无事发生。

    直到有一次局里聚餐，他也喝了些白酒，当天晚上回家以后，有些头晕，却睡不着，坐到书桌前，不知怎的想着把那张信纸拿了出来。

    他洋洋洒洒地写了几页纸。

    写今天晚上人民餐馆的时兴菜式，席间大家约定下周去看国外拍的超人电影。写上个星期六下午阳光暖和，他与同事在工艺品市场闲逛。写日常整理文书报告，总结成册虽然琐碎，“却也不乏新鲜有趣的发现，让人浑身充满了干劲”。

    苏文彬写完自己读了一遍，觉得其中几处还颇有文采，于是提笔落款，写道：我也想念你。苏文彬。

    “呀！”他烫手似的扔了笔腾地站起来。

    那封信自然也就没有寄出去。

    决定一个人孤独终老，是苏文彬这辈子打算做的最离经叛道的事情。虽然他别无选择，长着难以启齿的身子，他确实无法想象自己怎样可以像别的男人一样娶妻生子。

    两个人要有孩子，首先肯定是要做那件事的。

    做的时候当然是不开灯的——没错吧？那么也许短时间内不必向妻子解释什么，可是两个人时常在同一个屋里低头不见抬头见，自己身下那个不寻常的开口，总会被发现。自己也许会被同情，也许会被讥讽。最可怕的，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沉默。做一辈子单身汉虽然很奇怪，但也日复一日忍受着自尊被摧残的要好。

    苏文彬以为这个想法已经够前卫了，甚至都不像自己的脑袋可以想出来的。

    但是当他第一次产生“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反过来做别人的妻子”这个念头时，还是被自己吓了一跳。

    在地质研究里，苏文彬时常感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简直有如神造，超越想象。直到前段时间里在图书馆读到的那本外语期刊，“宇宙并非是无限的，只是人类找不到它的边界”。苏文彬一边翻着仅有的一本英语字典，看得入迷，无论是地底还是星际，科学的探索和论证总是那么令人心潮澎湃——只要敢想，敢假设。

    然而那些想象和探索，向来只来源于外部世界，而不是针对他自己……

    苏文彬拿出一张新的信纸，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他把写好的信最后一页重新誊写了一遍，这一遍没有最后那句难为情的“我也想念你”，但是每写一个字都令他羞红了脸。

    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张纸上的每一笔一划，都是为了掩盖那句不经意写出的心事。他必须极力控制着握笔的手，才能让字迹自然如初。

    苏文彬像投稿一般寄出了那封信，不久后，他没有收到回信，但是在单位接到了杨超的电话。

    “苏文彬，在吗？有个姓杨的找你。”

    那天苏文彬正在一场会下会里和同事就深部找矿的方法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激动地站了起来——对于自己坚持的学术观点，他向来是誓死扞卫的。

    以至于他竟一时没有细想，是哪个姓杨的。

    “喂？”

    “喂，杨先生？您好，我是苏文彬。”

    “我是杨超。”

    “哦、哦，杨超，你好。”

    “诶。”

    “你……有什么事吗？”苏文彬在狭小的秘书室里压抑着喘气声，看着被掀开的电话罩布转移注意力，“我给你回的信，你收到了吗？”

    “看了，”杨超说，“你的字真好看，秀气，又清楚。”

    “谢、谢谢……”

    “是……用你夹胸口上那钢笔写的么？”

    苏文彬讶异于杨超竟然记得他习惯在胸口的口袋上夹钢笔这个细节。这个问题稀松平常，却又那么奇怪。

    “不……不是，是另一支钢笔，”他又再次问，“杨超，你有什么事么？”

    “我在海东有个远房亲戚，知道我爸妈的事了，叫我坐火车过去住一段时间。正好还没开春，不那么忙，我……”

    不知道是记忆失真，还是电话线传来的声音失真，杨超的声音有些哑，似乎不像苏文彬记得的那么洪亮。

    “具体什么时候？”苏文彬问。

    “月底。你信上说的那些，挺有意思，跟讲故事似的，到时候——”

    “到时候我带你转转，海东发展得很好。”

    “嗯，”杨超在电话那头笑了笑，“那就这么说定了，我挂了，后面的人催我了。”

    苏文彬也笑了。

    他推了推眼镜，回到会议室继续和同事讨论起来，抛出几个问题，同事被他问得哑口无言，指指他胸口的钢笔，说不愧是名师出高徒。

    回到宿舍，苏文彬将本来就井井有条的房间收拾得更加一尘不染，在两张椅子中间摆上一个茶壶，两只瓷杯。

    他试了试坐在左边——这样更接近平时摆放热水瓶的位置——然后起身去够到热水瓶，往茶壶里倒入热水。

    他又坐回椅子里，盯着灯泡看了几分钟，直到视野有些眩晕了。

    苏文彬往两个茶杯里都倒满了茶。

    在月底之前，他常常不经意地重复做这件事，可是月底过了，杨超并没有来。

    二月中旬，苏文彬再次收到了杨超的信，信里说他病了一场，这两天才刚刚好全，“所以就不去海东了”。

    苏文彬心里紧了一下，随即空落落的，马上又被担心填满了。

    杨超看上去身体很好，是什么病，竟然拖了这么久才痊愈？他只字未提。

    信的最后，杨超问，“你还会来龙坟山吗？盼回。”

    苏文彬第二天就给他回了信，“我想我能找到办法。”

    那个春天，海东格外潮湿。细密的春雨蒸腾着午间乍暖还寒的热气，宛如执笔写信的人手心的汗。

    龙坟山位于内陆高原，是没有这样绵绵的春雨的，而这个春夏之交，从海洋吹来的东风却也没吝啬那一点湿润。

    俩月前新上任的村支书热情招待了地质研究所的勘测队伍，一共四人。

    苏文彬也在其中。他还穿着秋天时那件灰色的夹克衫，胸口夹着钢笔。

    勘测小组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们没有在县城的饭馆停留，一个个都饥肠辘辘。这个点，睡得早的都歇了，再生火起灶也不现实，村支书就近敲了几家门问谁方便准备些吃的。

    一碗汤面掺着肥瘦相间的肉丝，第一个放到苏文彬面前，码着切得细细密密的咸菜看着就很爽口。

    “欢迎。”

    苏文彬抬起头，在氤氲水汽里看到了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