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4章 剪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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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船政学堂的校长名叫张铨,本是湖南的举子,喜好经世之学。一年前,张铨冒险来到南宁,进入暨南大学堂学习现代法律。 学业未成,上峰就看中了他,请张铨出任船政学堂校长。张铨有些苦笑不得,自己的兴趣在于法律,所学也是法律,何以担任船政学堂的校长呢? 张铨力辞不就。但上峰也不简单,乃是军政府宣教部部长曾锦歉。曾锦歉为了推动职业教育,亲自到暨南大学堂挑人,一眼就相中了张铨。 军政府历来强调服从纪律。曾锦歉与张铨素不相识,却抬举他担任校长。张铨不忍拒绝曾锦歉的好意,只好硬着头皮赴任。 这次,学堂邀请到杨烜过来剪彩。张铨心中也盘算了许久,觉得要趁机把自己的顾虑说给杨烜。最好是,让杨烜体谅到自己的苦衷,放自己回暨南大学堂读书,以后从事法律行业。 杨烜赶到船政学堂时,时近下午三点半。虽是冬天,却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黄埔地处南疆,太阳依然在天空中挂得老高。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海上风险大,凡是与船打交道的人,通常都比较迷信。虽说军政府主张文明开化,大家也都心存忌讳:要是太阳落山了,或者将就落山,再剪彩就不吉利了。 于是,杨烜一到场,立马开始剪彩仪式。 船政学堂位于柯拜船坞不远处,征用了一处地主大院。 此时,学堂门口已经聚集了许多师生。军政府尊崇军队,强调组织纪律,社会各行各业也都带着军事化管理的鲜明痕迹。 这所船政学堂,同样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统一着学生装。这种学生装仿的是海军军服,笔挺、修身,把学生的精气神衬托得十分昂扬。 杨烜看了心喜,觉得后生可畏,未来可期。他接过张铨递来的剪刀,干脆利落地剪掉了红绸带。 红绸带一分为二,落入地上。两个灵巧的老师把握时机,抽掉了学堂门匾上的红绸,露出了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黄埔船政学堂”。 底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杨烜发表了简单的讲话:“各位老师、学生,本王今日为黄埔船政学堂剪彩。从今之后,黄埔船政学堂正式宣告成立,诸位师生也要立即开始学习船政技术。 “船政学堂之设立,最重要的任务,自然是学习造船之术。但大家习造轮船,并非只是为了造轮船,而要熟练掌握制造、驾驶轮船之技术。 “并非只是为了培养几个能制造、驾驶轮船的人,而要广为传播技术,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之术展转授受,传习无穷也。 “学堂的章程,我已经看过了。学生们的待遇,可谓优渥矣。只要能够通过每月的月考,就能享受免费的教学、医疗、食宿,还有一元法币的津贴。 “军政府给予大家如此优渥的待遇,无非是期望大家成长成才,掌握造船技术,使中国掌握造船、技术之术,使中国人皆能扬眉吐气。 “因此,希望大家珍惜机会,刻苦学习,遵守学堂纪律,努力掌握船政技术。希望大家脚踏实地,知行合一,不仅从课堂上学,还要到造船厂学,到舰艇上学……” 听杨烜作此慷慨激昂的演说,张铨心里百感交集。 当今世界,得海权者得天下。而欲得海权,前提是掌握先进的造船和驾船技术。船政学堂是军政府发展船政技术的摇篮,地位不可谓不重要。 可自己一介书生,于造船技术一无所知,如何当船政学堂这个家?况且,自己志在学习法律,与船政并无兴趣,何必要当这个官? 张铨抱定了主意,要瞅准机会向杨烜进言,尽量辞去这个差使。 剪彩过后,杨烜召集校董会成员座谈,一来听取校董们的意见建议,二来研究学堂章程。 这本是一项象征性的工作,以示越王对船政学堂的重视,实际意义并不大。 第一届校董会,共有七名成员: 校长张铨举人出身,原在暨南大学堂学习法律; 总教习是英国造船专家费德罗,在黄埔造船厂兼任总工程师; 两名士绅代表,在船政学堂中出力甚大,报效了大量资金; 两名教师代表,一个教造船技术,一个教驾船技术; 一名监督,原是海军退役军官,因伤退役,负责指导、督促学校加强课程教育。 校董们坐在杨烜身旁,颇有些拘谨,也没讲出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倒是有个士绅董事,壮着胆子问起了学员分配的事。 这件事看似功利,实际关涉极大。地方士绅之所以愿意资助船政学堂,无非想要保送本地子弟入学。待学生毕业时,再保证他们能够“有个差使”,也就是“有官做”。 这关系到士绅的切身利益,若是处置不当,很容易打击士绅办学的积极性。 但实际上,船政学堂章程草稿已有规定,实务学堂已有先例可循。学生毕业后,只要考试合格,即可“获得差使”,通常到海军或者造船厂任职。 士绅董事还要询问,无法是想让杨烜亲口说出,形成“王谕”,心里方能踏实。 杨烜知道他的意思,微笑道:“照规矩,学生只要认真学习,通过毕业考试,都能获得差使。或者到海军担任技术军官,或者到造船厂担任工程师,都是件有前程的事。” 士绅董事吃下了这颗定心丸,满脸堆笑,说道:“有殿下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回头一定教育好自家子弟,让他们好好读书,跟着军政府干,日后必是前程似锦。” 接下来研究学堂章程。 学堂章程极严,课程抓得极紧。例如第四条规定: “自开学之日起,每月考试一次,由教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法币三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 校董们都是读书人,深知做学问的艰难,对章程无不同意。唯有第九条,规定父母亡故情形,学生可酌情请假,但不许守孝三年,引发校董争议。 华夏传统制度,父母亡故,儿子需守孝三年。即便是在朝为官,也要回籍守制三年。 此举虽然宏扬孝道,却与工业社会不相适应。军政府主张移风易俗,虽然保留了孝道,却并不鼓励为去世父母“守孝三年”。 最后,杨烜一锤定音,维护了学堂章程。